文 俞栋

如果说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是天下知名度最高的书法，那么“中国人民银行”这六个字则无疑是天下流传最广的书法。而关于这几个字的来历，曾一度引起很大的争议，甚至扑朔迷离。有人说是开国元勋董必武所写，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所书，还有人说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综合科科长陈邦达所书，亦有人说是出自经济学家冀朝鼎之手，而美术家钟灵则自称是人民币票面汉字的书写者。那么，其真相究竟如何？直到1983年，人民银行在派员调查和严格的技术鉴定后，认定人民币票面汉字的真正书写者系马文蔚先生。次年7月，《北京晚报》抢先发布这一消息，海内外顿时一片哗然；9月，人行专门发函指出:“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有贡献的旧知识分子，1950年受南汉宸行长委托，为人民币题写了‘中国人民银行’等字。”于是，“中国人民银行”六字之谜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而马文蔚的名字也与“央行”“国币”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马文蔚（1904年-1988年），字爵若，山西太原阳曲县黄寨村人，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，曾任阎锡山驻南京第三集团军办事处秘书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科员、监察院秘书，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文书副主任，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等职。解放后，他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员，广西有色金属管理局计划处副主任，以及山西阳曲县政协委员和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等职。

马文蔚出生于山西阳曲一个殷实之家。其父马鹏程在当地经商，但他通诗文、爱书画，家藏颇富，这使年幼的马文蔚得以耳濡目染，培养了浓厚的艺术兴趣。马文蔚天资聪颖，博闻强记，自小学习成绩优异，故其父望子成龙，希望儿子将来能像自己一样走上经商之道，传承家业。但偏爱诗书的马文蔚却未遵从父命，16岁那年便偷偷跑到省城太原参加考试，结果以优秀成绩同时被山西省立一中、第一师范和国民师范三所名校录取，最终其选择了公费的国民师范，并被编入23班，与徐向前（高一届）和程子华（低一届）等人成了关系亲密的校友。1925年毕业后，他被聘为国师附小教员。由于聪明能干、才艺出众，又被推荐到阎锡山创办的“育才馆”第10班培养。但他并不满足于此，坚持勤奋学习，不久后又考入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马文蔚到阎锡山驻南京第三政府内部任科员、监察院秘书。中原大战爆发后，经傅作义介绍，他又到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任文书副主任。抗战初期，他又辗转到了重庆，在当时的国民党“四联总处”任中将视察员，开始调查、研究整个大后方金融情况，并撰写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报告，深得孔祥熙赏识。1942年，马文蔚出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，但因生性直傲、不徇私情，受到孔氏嫡系——“铭贤派”的诬陷，不久即被孔免职。待真相大白后，孔既觉愧疚，又十分惜才，想邀其重回中央银行担任处长，却被马文蔚直言拒绝，其耿介之品性一时传为佳话，这也引起了当时正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老乡南汉宸的关注。机缘巧合的是，解放后他又到了南汉宸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，任金融研究员。工作之余，他常与爱好书法的南汉宸切磋书艺。

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楼

建国伊始，百废待兴。为控制当时的“银元投机”风潮，满足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之需，中央决定进行货币改革，由陈云同志亲自挂帅，研究发行第二套人民币。由于第二套人民币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，决策层在选择票面用字时非常慎重。南汉宸和印刷局局长王文焕还专门就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示，总理指出：“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，马虎不得。”于是，南汉宸就想到了擅长书法的马文蔚。1950年的一天，南汉宸把马叫到办公室，拿出一支笔让其鉴赏，后者一眼就认出这是一支宫廷御笔。南汉宸说：“今天我要跟你比一比，看咱俩谁的字进步快。”马问写什么？南汉宸说就写咱们银行常用的几个字吧。马文蔚于是提起笔，按其意思分别写下了“中国人民银行”“壹、贰、叁、伍、拾，圆、角、分”等字。写完后，南竖起大拇指连夸“好字！好字！”马文蔚摆手谦虚地说“随手写着玩的”。当时，出于保密的原因，南汉宸只能“略施小计”，让马文蔚写下了日后广为流传的人民币票面汉字。当马文蔚看到自己写的字出现在新版人民币上时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那天南行长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真正意图，并自觉地为国家保守了这一秘密，几十年来从未与人提及，直至30多年后央行专门调查并经媒体报道方为世人所知。

马文蔚手稿

第二套人民币

如今，马文蔚书写的“中国人民银行”等字不仅用在了第二、三、四和五套人民币中，成为流传最广的书法作品，而且也早已成为“央行”的LOGO。细观其六字，精美遒古，峻宕朴茂，端庄典雅，被誉为当代书坛精品之作。之所以有此经典之作，一方面得益于马文蔚出众的书法水平，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其书写时的自然状态和放松心境，甚至这点更为重要。诚如苏东坡云：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”。正是南汉宸的善意“计谋”，为马文蔚创造了轻松自在的书写环境，使其没有了心理包袱和精神束缚，能在十分随意的状态下笔随心走，自由挥洒，从而达到了“我书写我意”的理想境界。试想，如果马文蔚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所写之字要用在第二套人民币上，恐怕就会有心里负担，难以发挥最佳状态。其实，纵观中国书法史，许多经典之作如《兰亭序》《祭侄文稿》《黄州寒食帖》等，皆是书家情之所至、不计工拙的“无心”之作，可谓“打开精神枷锁，佳作就会出现”。反观，在今天书画创作展赛化、艺术作品商品化的环境下，多数作品都是带有特定目的甚至十分功利的目的而创作的，以至诸多作品只有技法，没有情感；只有形式，没有内涵；只有价格，没有价值。

幸运的是，在马文蔚所处的那个时代，书法与名利无关，更多的只是书家个人爱好、志趣和修为的自觉追求及其学识、才情的表现。马文蔚学识渊博，传统文化功底深厚，其书法在熔铸百家之长基础上自成一格。从取法来看，其根植汉隶，兼容魏碑，并将两种笔意完美融合，作品既具汉隶之庄秀，又有魏碑之刚健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在选择碑帖时眼光十分独到。因为说到魏碑，总让人觉得其笔划如刀削斧劈，刚硬坚挺，气势雄强。但马文蔚却中意于魏碑中的另类之作——《张黑女墓志》，其用笔圆融俊秀，少有魏碑生辣坚挺之气，字形有篆隶意味，却更见古朴天真，既承北魏神韵，又开唐楷法则；既有北碑俊迈之气，又含南帖温文尔雅，堪称北碑之佼佼者。清何绍基评此碑：“化篆分入楷，遂而无种不妙，无妙不臻，然遒厚精古，未有可比肩黑女者”，可谓得“三味”之评。马文蔚于《张黑女墓志》浸淫多年，深得其精髓。以“中国人民银行”六字为例，其虽为正书，但行笔却毫不板滞，自然流畅，中锋与侧锋并用，方笔与圆笔兼施，独具刚柔并济、生动飘逸之韵味。从结体来看，字形微扁，极富动势，且寓动于静，内敛含蓄，令人久看不厌。其作品虽不多见，但皆为精品。

魏碑之一

魏碑之二

魏碑之三

汉风魏骨，自韵天成。马文蔚一生以明代傅山为榜样，推崇其耿介直傲的人生信条，这虽成就了其独特的书风，但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诸多波折甚至磨难。青年时期的马文蔚曾因坚持原则而得罪孔祥熙失去工作，人到中年又因“仗义执言”而被打成“右派”。1958年，马文蔚被遣回老家山西阳曲县劳动教养。回乡后，备受冷眼歧视，生活穷困潦倒，一家人挤在只有一个土炕的小房子里，以野菜米糠度日。虽有好心人想给予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，但性情直傲的他都一一回绝。面对孤苦寂寞的生存环境，他没有向命运屈服，没有低沉消极，而是始终坚持对书法的热爱，每天都泼墨挥毫，勤习书法。并且，他还拿起了阎锡山保健医生武佩三曾赠予的《医学心悟》一书，开始潜心研究医术。在劳教之余，他经常给村里人义务看病，屡屡妙手回春。时至今日，许多人仍记得马文蔚当年给人看病的情景。1978年，马文蔚冤案终得平反，其书法艺术也重获新生。尤其是在1984年《北京晚报》披露其为“央行”“国币”书写者后，更是名震海内外。一时间，全国各地书法家、书法爱好者纷纷登门拜访，求字合影。而马文蔚也热情地与来访者交流、切磋，并参加了广西、内蒙等地举办的书法展览。其个人传略和书法作品先后入选《中国收藏家名人辞典》《当代中国名家书画目录》《共和国奠基人名典丛书》《山西通志》等20多种丛书和史志。

凌云风骨垂青史，国币翰墨传环宇。马文蔚那雄浑劲健的墨迹已伴随国人60余年，相信随着“一带一路”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，其“手迹”还将迈出国门，走向全球，成为世界货币史上不能忘却的符号与印记。

(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)

行书条幅

隶书